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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成

邓成毕业照
“红楼飞雪,一时英杰”,北大辉煌的历史像一座不朽的丰碑,屹立在精神殿堂的中央,令人心向往之。于我而言,北大不仅是负笈求学的校园,更是长期观察与深入研究的对象。从硕士到博士,我始终围绕百余年来的北大校史展开学术探索,力图在档案史料中追寻北大精神的根脉,并在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中确定自己的人生坐标。
读研期间,我的导师欧阳哲生教授刚好转向中西文化交流史领域,在他的鼓励下我选择以新中国成立前北大的对外交流史作为研究课题。这是我第一次真正走进校史研究的世界,也由此打开了一扇通往历史现场的大门。彼时,通过对蔡元培、蒋梦麟、胡适三位校长先后主掌北大时期对外交流情况的梳理,我惊讶于在当年战火纷飞之中北大与世界的频繁互动,也愈发感受到:一部北大校史,从来都不是象牙塔中孤芳自赏的史料堆砌,而是与时代激流同频共振的中国高等教育的缩影。

邓成(后排左四)参加党支部活动
斟酌博士论文选题之际,正逢人工智能的浪潮席卷而来。这一划时代变革使我意识到,有必要在校史研究中做出回应:因为目前学界对北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科与理科,而工科几乎是片空白,但作为中国顶尖学府之一的北大在工程教育领域的历史沉淀无疑不容忽视。于是,我决定从这个“冷门”的切口入手,系统研究院系调整前北大工科的发展脉络。这几年我辗转北京大学档案馆、清华大学档案馆、国家图书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等地,翻检出的那些泛黄的公函、会议记录、信件和手稿笔记,像散落天涯的拼图,一点点拼出了北大工科的原有面貌。在此基础上,我完成了博士论文《北京大学工程教育发展研究(1898—1952)》,并在匿名评审中获得外审专家们给予的“全优”评价。这一路探索的跋山涉水,不仅帮助我深化了对校史的认知与理解,更让我充分了解到北大人投身国家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的传奇往事,从而使得定格在青史上的那些人与事都变得立体而丰满了起来。
有朋友问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精力去钻研北大校史?我想,研究北大校史,其意义绝不仅在于丰富一个学校的记忆,更在于挖掘校史背后的价值,以更好地传承这源远流长的北大精神。从沙滩红楼到未名博雅,从“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到“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百余年来,北大每一次都走在时代前列,每一次都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诚如鲁迅先生所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正是在这片沃土上,“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代代相传,前辈先哲们用热血和智慧书写出可歌可泣的故事,在历史的漫长行进中沉淀为最真实的北大。

邓成参加知行计划
透过那些被岁月尘封的史料,我读懂了北大精神中最动人的一面:家国情怀,使命担当。这也正是我于毕业之际最终选择奔赴西藏工作的初心所在。北大教给我们的,不仅是如何查阅文献、撰写论文,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的力量,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执着。北大精神,也绝不仅仅是写在宣传册上的标语,而是千千万万北大人奔赴祖国需要的地方,甘于奉献、开拓进取的具体实践。
我知道,远方还有更高的山、更深的水:与浩如烟海的史料相比,那是一次次关于理想的考验;与坐而论道的课堂相比,那是一场场关于信仰的远征。
愿伴有格桑花一路芬芳,走过千山万水,去看万水千山。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2025届博士毕业生)
血液里的“北大红”
安倬玉

安倬玉在接诊急诊内科病人
八年求学时光匆匆,即将离开燕园的我,忽然发现“北大红”早已深深融入了我的血液。作为一名血液科的学生,“红色”对我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既是我们日夜研究的血液之红,更是深深烙印在心中的北大精神之红。回望这八年求学路,有两段经历让我至今难忘,它们用“红色温度”和“红色传承”诠释了我眼中的北大医学。
2021年春天,我的实验陷入了长达三个月的瓶颈期。我正埋头整理着看过数次的数据,手机突然响起。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年轻男子的声音:“您好,我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研究生,在网上看到你们团队的临床研究招募信息。”“为什么选择我们团队?”我随口问道。他的回答让我愣住了:“因为是北大的团队,让人放心。”
这句朴实的话像一颗石子投进平静的湖面,在我心中激起层层涟漪。这份沉甸甸的信任,让我瞬间感受到肩上责任的分量。当他详细描述自己腹泻合并血小板减少的症状时,一个大胆的想法在我脑海中闪现——为什么不开展肠道菌群与血小板减少症的多模态研究?导师张晓辉教授听到我的想法后,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这个思路很有意思,我们试试看。”就这样,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向诞生了。

安倬玉与导师合影
接下来的四年里,我们团队系统分析了300多例患者的多模态数据,包括复杂的菌群组学信息。北大独特的交叉学科合作平台让我受益匪浅,与深圳研究生院邹月娴教授、基础医学院姜长涛教授的合作,为我们的工作注入了强大动力。每当遇到技术难题时,总有老师愿意放下手头的工作,耐心地为我答疑解惑。
四年磨一剑,这一系列研究最终发表在《科学通报》(ScienceBulletin),并登上了《先进科学》(AdvancedScience)封面。但对我来说,最有意义的不是这些学术荣誉,而是看到了研究成果真正服务于患者。基于我们研究开发的检测试剂盒已与企业签订转化合作书并应用于临床,菌群精准疗法也在临床中展现出良好效果。那位北外研究生的病情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四年来我们成了朋友,他总是说:“非常感谢北大团队!”
这是北大赋予我们的“红色温度”——让科研有温度,让医学有力量。如果说“红色温度”让我学会了用心做科研、用爱暖患者,那么“红色传承”则教会了我如何将这份温度传递下去。
担任医院长学制学生党支部书记期间,我面临着一个不小的挑战:80多名成员分散在三个院区五个年级,如何让大家真正凝聚在一起?经过反复思考和调研,我们探索出“党建+专业培养”的特色路径。“党员成长导生制”是我们最引以为豪的创新。刚推行时,很多同学质疑这是否只是走形式。直到有一天晚上十点多钟,我路过实验楼时看到一位高年级的师姐正在手把手教低年级的师弟做细胞培养实验。师弟因为多次实验失败而沮丧,师姐不仅耐心指导技术要点,还分享了自己当年失败的经历。在那个安静的实验室里,传承的不仅是实验技能,更是坚持和担当的精神。

安倬玉参加怀来健康咨询义诊活动
我们的“医路星光,榜样领航”系列活动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当胸外科的陈克终老师分享他从医多年的心路历程时,他的那句“每一台手术都是对生命的承诺”让很多同学湿润了眼眶。在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暴婧老师讲述疫情期间坚守一线的故事时,她说道:“那时候最怕的不是病毒,而是辜负患者的信任。”这些真实的故事比任何说教都更有力量。在这样的氛围熏陶下,支部成员屡创佳绩。两年多来,我们支部成员发表高质量学术论文90余篇,获得各类奖励奖学金的有80余人次。这些数字背后,是每一个人的努力拼搏,更是党建引领下的精神力量。
即将踏出校门,我选择留在人民医院血液科继续工作。医学的道路漫长而充满挑战,但每当想起实验室里深夜的那盏灯,想起师长们眼中的期许,想起患者信任的目光,我就知道这条路值得用一生去走。我会带着这八年积淀的温度和传承,用“红色温度”温暖每一位患者,用“红色传承”激励更多的青年医者。血液里流淌的“北大红”,将是我一生的底色。
(作者为北京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2025届博士毕业生)网上配资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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